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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化,在不同的时期都向周边地区持续传播,对全球文明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更是构建了大中华文化圈,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文化圈的构建依托于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此外,更为重要的基础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历史上,正是在中国物质文化及生活方式影响下,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完成了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漆艺在此过程中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我们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进行漆艺的研究,可以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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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漆艺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目前相对比较薄弱,并且主要集中在东亚范围内。实际上,中国的漆文化具有全球化演进与嬗变的特征,尤其是明清外销漆器,更是典型的案例。明清外销漆器是中国漆艺在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类型。,这一类型的特殊性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历经数千年传播,至明清时期构建完成的亚洲漆文化圈;二是自十六世纪开启的东西方贸易和全球化进程。因此,明清外销漆器体现了多重意义的文化和贸易特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此为视点,可以对中国当代漆艺研究形成新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东亚、东南亚漆文化圈,中国漆艺在明代早期的西传还推动了伊斯兰漆文化圈的形成。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赫拉特出现了一批清漆书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书封和中国明代早期的漆艺风格非常类似,具有明显的模仿特征,例如戗金技法。明代早期,戗金漆器曾是重要的外交礼品,我们从明代中日交流文献《善邻国宝记》中可以发现相关的记载。例如,明代永乐皇帝曾赐给日本国王和王后漆器,甚至西藏地区也曾得到戗金漆器的赏赐。可以推测,帖木儿帝国可能也得到了戗金漆器,从而获得了启发。帖木儿帝国之后,一直持续至萨法维王朝,伊斯兰地区始终在仿制中国漆器。例如,爱丁堡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件伊朗漆艺镜盒,制作十八世纪,显然模仿中国的雕漆风格。此后,赫拉特宫廷的漆艺迅速传播至整个伊斯兰地区,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漆文化圈。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漆艺通过地中海贸易,在十五世纪传播至威尼斯地区,形成了欧洲第一次漆艺热潮。在十六世纪,威尼斯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伊斯兰风格漆器,例如,提香的作品《捧漆盒的女儿》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自十六世纪,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来自东方的贸易财富大量涌入欧洲,同时,旅行者和使团的报告以及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和笔记,都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神话般的理想国度。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信息都引发了西方人的仰慕和想象,从而形成了欧洲的“中国热”。在此背景下明清外销艺术包括陶瓷、漆艺、丝绸等在欧洲深受青睐,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外销艺术品代表了对东方的美好想象和异域的优雅品位。其中,明清外销漆器以神秘的材料、华丽的技法和丰富的图像而成为风靡欧洲的新时尚。事实上,自葡萄牙人首先将亚洲漆器输入欧洲之后,随即引发了欧洲人的热情。对于亚洲漆艺的神奇描述,我们在阿斯塔纳休斯·基歇尔、约翰·斯托克以及让·菲力克斯·瓦丁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欧洲人不仅通过东印度公司和私人贸易进口了大量漆器,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仿制,众多的学者、工匠参与其中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他们陆续解决了仿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原料、技术及图像问题。在此基础上,欧洲的设计师与工匠通过再设计的方式实现了明清外销漆器与欧洲本土文化的结合,从而完成了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创造。此后,在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背景下,欧洲涌现了众多的漆艺大师,尤其是以法国的马丁家族和德国的达格利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以精湛的漆艺和典型的中国风格“中国风格”而享誉欧洲,并被各国宫廷竞相邀请,因此,他们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从而改变了欧洲工匠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中都受到了明清外销器的强烈影响,尤其在图像和工艺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模仿特征,例如达格利的橱柜和施奈尔的托盘。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与此同时,欧洲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漆艺产业,如比利时的斯帕、英国的庞蒂普和伯明翰、俄罗斯的费多斯基诺村以及德国的不伦瑞克等地。这些漆器工厂的产品类型丰富,适合了欧洲各阶层的需求,因此,漆艺进一步深入至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最终塑造了繁荣的欧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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